原标题：编写8年 记叙小平同志70年风雨岁月
《邓小平传（1904-1974）》全国发行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经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文集（1949-1974）》和撰写的《邓小平传（1904-1974）》，分别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为三卷本，共406篇文稿，80余万字，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邓小平同志关于新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民族、统战及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思想。特别是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同志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参与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
《邓小平传（1904-1974）》为两卷本，100余万字，全面记叙了邓小平同志从少年时代到“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复出工作七十年间的主要经历，反映了他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光辉业绩和重大贡献，反映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思想及思想发展脉络，反映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品格及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作为传记作品，不仅深刻展示了一代伟人崇高的精神世界，而且真实描写了他同普通人一样的情感活动。这部传记，是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同志的思想、业绩、品德和作风的重要读物，对于深入研究邓小平这位伟大人物，研究党的光辉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据《邓小平传（1904-1974）》后记介绍，本书从2006年正式开始编写到完成，经过8年时间。《邓小平传》副主编刘金田透露，邓小平1975年到1997年的传记撰写工作正在进行中。
（综合新华社、新京报）
“大跃进”造成的许多严重问题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人们也一步一步加深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一个个加以研究解决。
坚持纠“左”
六中全会结束时，已经临近一九五八年岁末。这时，“大跃进”造成的许多严重问题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人们也一步一步加深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一个个加以研究解决。
首先是研究解决基本建设上暴露出来的问题。
“大跃进”运动兴起后，基本建设投资骤增，全年超过二百二十亿元，比一九五七年的一百二十六亿元增长了百分之八十还多。由于抢时间、赶任务、快速施工，造成事故频发、工程质量下降。
一九五九年一月六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请陈云就基建工程管理和工程质量问题作讲话。陈云详细谈到了基本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基建宁可停工待料也不能马虎”。邓小平赞成说：“计划不要把钢材打满了”，并强调说：“数量和质量是大问题”。 会议决定放慢一九五九年基建计划中有些项目的施工时间，并决定将陈云在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议上两个讲话的纪要，批转各地各有关部门及单位依照执行，还部署对一九五八年开工的各项工程首先是重大工程的质量，进行一次全面的大检查。
接着是研究解决教育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北戴河会议后，在“大办教育”的口号下，实行多形式、多规格、多层次办学，全部小学、中学和大部分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都下放给省、市、自治区管理，并且把“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场办学校”当成办学方向。结果，造成各类学校的校舍、教师严重不足，教材不统一，教学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三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整顿一九五八年新建的全日制和半日制高等学校的通知》《关于试验改革学制的规定》，国务院下发《关于全日制学校的教学、劳动和生活安排的规定》《关于高等学校师资的补充、培养和调配问题的规定》《关于注意适当地解决高等学校所必需的校舍建筑、仪器、设备及原材料供应等问题的通知》等文件，对于纠正教育方面出现的混乱现象起到一定的作用。
这时，邓小平花时间和精力最多的，还是研究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问题。
北戴河会议后，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到年底，全年钢指标虽然完成了，但由于其他方面停工让路，特别是农村几千万劳动力被抽调去炼钢，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一九五九年初，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缺粮，城市粮、油、副食品及其他生活用品的供应普遍紧张。
一月九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一九五九年农业计划工作。他针对一哄而上大办钢铁和水利的现象说：农业劳动力的使用“现在有些主观，单打一，劳动力浪费了”。“不要什么都大兵团”。“搞钢铁要适当。农村劳动力要用到最得益处的地方。”
一月十三日上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请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讨论发展轻工业和化学工业问题。会议决定由计委和经委考虑采取四项措施：一、增加十亿元投资给化工、纺织、轻工；二、这十亿元资金要从其他基建投资中去挤，同时也要挤出与十亿元投资相当的材料；三、从军事、尖端科学方面挤出五千万美元的外汇；四、收回一批在炼钢运动中转业的厂子。一月二十一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在研究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准备工作时，决定不再争取苏联难于供应的项目，以利于挤出五千万美元的外汇用于安排满足人民迫切需要的轻工业和化学工业。
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二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第一天，毛泽东主持会议，邓小平作报告。在六中全会讨论一九五九年计划时，邓小平感到指标敲定下来不容易，寄希望于这次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但这次会议并不打算对四大指标进行任何变动。因此，他只能在维持四大指标不变的前提下，提出一些尽可能把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调整得好一点的要求和措施。
邓小平提出，除了四大指标以外，其他大部分指标要降低。
这次会议把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问题突出地提出来，并下调了一些指标。但是，由于坚持四大指标不变，会议确定的其他各项计划指标仍然很高。对此，毛泽东后来在《十年总结》一文中不无遗憾地说：北京会议是为减少一批指标而召开的。“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他这里说的“很大的压力”，就是许多部门和地区不愿意将自己原来定的高指标压下来。
节选自《邓小平传（1904-1974）》第三十一章
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这一时期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制订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决策和部署三线建设、试办工业托拉斯 以及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方面。处在党中央一线岗位的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探索中，仍然是非常积极、务实的。
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自一九五六年筹备召开党的八大开始，中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一九五八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使经济建设遭受严重挫折，被迫进行全面的调整。到一九六二年，调整取得明显成效，国民经济逐步趋向好转。中共领导人总结“大跃进”的教训，一边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一边提出新的发展目标，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这一时期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制订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决策和部署三线建设、试办工业托拉斯以及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方面。
处在党中央一线岗位的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探索中，仍然是非常积极、务实的。
邓小平关于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调整和发展的基本思路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服务于农业的方针，着眼于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问题制订新的发展计划。
一九六二年九月，邓小平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讲到经济建设问题时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问题，就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主导，还是要拿农业作基础，工业要服务于农业，整个国内的市场在农村，在农民方面。否则，工业没有出路。”他还说：“我们要根据这样的方针来重新考虑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综合计划问题”，并说：“会议以后，我们要来认真搞计划。一个是明年的，近期的（例如两三年的），还有长远的（例如五年计划，十年计划）。”
此后，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国家计委制定了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于一九六三年初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交一份书面报告。报告中强调“农业的发展是第一位的任务”，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首先解决吃穿用的原则”来安排国民经济。
在酝酿制订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中共中央还考虑制订一个工业方面的文件。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提议搞一个关于工业问题的决定。他考虑，农业、商业都已经制定相关的文件，其中农业文件从“十二条”、“六十条”到“六十条修正草案”搞了多次，而工业只有一个“七十条”，并且一直没有修订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九六二年底，薄一波等南下广州进行调查研究，在那里起草了《国家经委关于工业工作问题的意见》。其中提出：“应当先把那些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业，作为我国工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先一步建立起来”，还建议“再用两三年的时间，继续认真地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把工业工作转上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邓小平同意这一意见，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工业问题决定，可先改一下发出去。”
但是，这个《意见》在中央领导层传阅以后，并没有发出。周恩来后来说“大家看了，觉得不太成熟”，还说：“最近这几个月忙国际方面的问题，又搁了一下。”
一九六三年七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提出起草工业问题决定，并打算组织一个专门的文件起草委员会。八月十三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决定由邓小平任主任，周恩来、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等参加，组成中央关于工业问题决定起草委员会。
关于工业发展的目标问题，邓小平强调要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奋斗目标。他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怎样提？经过四十年努力走到世界前列。怎么解释？就是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几个工业强国之一，而不是赶过所有国家。说赶过所有国家，现在没有把握，因为基础不同，而且人家也在前进。”他这样讲，意在提醒大家吸取“大跃进”运动高指标、浮夸风的教训。
针对农业基础薄弱、基础工业薄弱的问题和加强国防的急需，邓小平在讲话中集中提出了第一农业、第二基础工业、第三国防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他说：
“第一要抓吃、穿、用的问题。农业除开化肥、农药以外，要着重解决水利问题，包括排涝在内。要想办法多搞点轻工业，增加积累，重要的是要发展经济作物。今后几年宁肯继续进口粮食，也要加快发展经济作物。第二要抓基础工业。要建设新的铁路。第三要抓国防尖端技术。常规武器的问题仍然需要注意解决。这就是我们的纲。”
邓小平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八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向毛泽东汇报了他的意见。八月二十七日，他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谈到正在起草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文件时，高兴地说：“主席赞成把吃穿用摆在第一，然后基础工业，国防”。“这就是说，我们讨论的东西，和主席的想法一致了。这样，文件就比较好搞了。”
从一九六三年下半年开始，邓小平还用相当一部分精力抓了试办托拉斯的工作。
试办托拉斯是针对工业管理体制存在的诸多问题而提出来的。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以来，中央权力下放过多，到六十年代初，一些行业的企业多头管理、条块分割，分属中央和地方各级不同部门领导，重复建设严重，经济效益低下。一九六○年初在讨论“二五”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时，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曾议论过试办托拉斯。当年三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在天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最近我们在北京讨论了托拉斯的问题，就是为了使工业发展速度更快一些，也是为了综合利用。所谓搞托拉斯，就是以一个行业为主，兼管其他行业。比如淮南，有煤有铁，还有化工，搞一个托拉斯，或者归煤炭部管，或者归冶金部管，都可以。又比如石景山钢铁厂，京西煤矿就在它的门口，还有迁安铁矿、龙烟煤矿，这几个点可以建几个钢铁基地、几个化工基地，搞一个托拉斯来管。
试办托拉斯，是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一次有益尝试，尽管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中断，但积累的经验，特别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的思想认识，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借鉴和启发。
节选自《邓小平传（1904-1974）》第三十五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