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山西吕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明珠被有关部门带走，同日被带走的还有至少三名知名富豪。
吕梁已成山西反腐要津，包括郑明珠在内，已有五名任职、曾任职于吕梁的高官先后落马。2014年2月20日，山西省委决定免去丁雪峰吕梁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免去丁雪峰吕梁市市长职务；2014年5月29日，中央纪委网站宣布吕梁市委常委、副市长张中生被查；6月19日，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被查，杜曾任吕梁市委书记；8月23日，中央纪委网站宣布，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被查，聂曾任吕梁市委书记，也系杜善学在吕梁的前任。
今天的吕梁，革命老区的名片早已退居二线。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红军东征的主战场、晋绥边区首府和中央后委机关所在地。今天的吕梁人以及吕梁之外的人，谈及这片红色沃土，很少有人再去提及那部描写抗战时期吕梁人民不畏牺牲、前赴后继的小说《吕梁英雄传》；也很少有人再去看那部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也许，还有人会唱一唱那首《人说山西好风光》，只不过歌词在民间已被篡改，“人说山西好地方，黄米黑煤实力强。人说山西好风光，谁当领导谁心慌。”
那些穿越时代、影响过几代人的、孕育于吕梁的红色经典渐行渐远，吕梁的名片也由红变黑。煤，才是吕梁的新符号，虽然在煤炭大省山西，这样的符号没有独一无二的特质，但在山西，煤老板最多的地市当属吕梁。有数据显示，煤改前，吕梁355个煤矿中只有一个市属国营煤矿，其余均为民营；煤改后，吕梁民营煤企仍占总煤企数量的70%。2008年至2011年，煤价持续走高，地下的煤炭黑金给煤老板们带来了巨大财富。
山西11个地级市中，吕梁最为年轻。2003年吕梁才晋级地级市，成为地级市之前，吕梁的各项经济指标在山西省地市排名中非常落后，甚至被人笑称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 但从2003年起，聂春玉开始主政吕梁。在吕梁浸淫8年，媒体称聂春玉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他凭借自己较高的理论水平，以及吕梁当地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再加上一路猛涨的资源价格，待其于2011年升任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之时，吕梁已成山西经济重镇。2010年，吕梁经济总量持续攀升，首次突破800亿元大关，达到了845.5亿元，同比增长21.0%，总量排名全省第四，增速排名全省第一。
在山西，煤炭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承载了千万矿工的血泪，又强有力地支撑着山西的GDP，其间利益纠葛很难厘清。在山西，落马官员很难与煤炭逃脱干系，称得上是“成也‘黑金’，败也‘黑金’”。曾有山西官员分析称，“在煤矿监管不规范的起初，‘黑金’交易和腐败可谓是一种野蛮生长的状态，在停产、整顿、兼并、重组的过程中，照样涉及到若隐若现的腐败，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
不过在吕梁，官员和煤老板的关系似乎更为亲密。聂春玉落马之后，媒体在盘点山西政商朋友圈时指出，在煤炭重镇吕梁，“政商两界已经不分你我，官员需要钱的时候，老板们双手奉上，老板遇到问题了，官员出面摆平。以致在吕梁当地，人们说起某家企业时，直接就以某某领导的企业称呼。”
官员身后都有一个“金主”，这在吕梁是常态。因为在吕梁，官员要想升迁，没有钱行不通。此前网上有说法称，在吕梁市一顶县委书记或县长的“乌纱帽”已经价值千万元，而据记者实地调查得知，“千万买官”在当地并非虚谈。另据知情人士称，当地还有一名副县长在争取上位时花费七八百万元，最终也未能成功。在吕梁，官员竞选时找老板借款或由老板资助上位，在当地官场已是公开的秘密，具体价位则视官位不同而定。
历史学家费正清曾如此形容政商关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煤老板不是慈善家，他们“捐助”官员的钱当然不是无偿的，官员们享用了煤老板的资助，自然会和煤老板们一道分享“捕鼠的特权”。
好在，当前持续的反腐正在瓦解政商关系这种畸形的结构。一旦交往过密的官员落马或者煤老板被抓，他们营造的政商联盟圈必然会迎来一场不小的“地震”。与郑明珠同日被带走的还有吕梁市的多名富豪。《财经》记者查实的有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贾廷亮、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玉珠、吕梁市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邸存喜。当地政、媒两界人士认为，此三人系被聂春玉案牵出。此外，早在今年3月，山西联盛能源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邢利斌被查，其与杜善学关系匪浅。
受益于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红色”吕梁在向煤炭重镇转身并创造经济增长神话的同时，“不幸”沦为了贪腐重灾区。这场“地震”之后，吕梁的官员和煤老板会不会相忘于江湖？
文/陈方（资深媒体人）
